配资炒股配资平台邓小平叫停对阿援助，耿飚回忆：他们就没考虑借的东西还是要还的

1978年7月7日凌晨，地拉那国际机场笼着薄雾。登机梯旁，一位中国技术员压低嗓子说了句：“总算要回家了。”这批专家原本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再待一年配资炒股配资平台，如今却被紧急召回——北京刚刚决定，长期对阿援助到此为止。

停援并非仓促起意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中国百废待兴，却从1954年起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贷款和物资。最初数额不大，但友谊火热，两国领导人几乎把彼此视作“山海兄弟”。阿方人口两百来万，却先后拿到了数十万吨粮食、百亿元人民币贷款，还有一百四十多个成套项目。用耿飚的话说，那笔投入，换到国内，可再造一个中等城市的工业体系。

六十年代初，中国自己遭遇自然灾害，口粮紧张。即便如此，一条条满载小麦、大米的轮船仍驶向地拉那港。当地码头工人见惯不怪，吊臂直接把麻袋放在露天水泥地上，雨一来就返潮，中国驻阿专家心疼得直皱眉。提醒对方加盖篷布，对方耸肩：“坏了再要新的。”这句话后来被记录进耿飚的日记，成为他理解阿方心态的注脚——依赖心理已深植骨髓。

1966年前后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华次数陡增，几乎逢来必谈“追加额度”。仅两份协议就追加外汇贷款十六亿多，新增项目四十九个。对比国内农村黑白电视机凤毛麟角的景象，阿方开口却是“每个农业社都要有电视台”。这种“你们有的，我们也要有”的口吻，在当时的北京外事口译员看来既刺耳又尴尬。

1971年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，“两阿提案”功不可没，阿方自认为功劳不小，索取更急。巧合的是，同一年秘密访华，尼克松访华提上日程。霍查感觉受了冷落，写来洋洋一万言的信，指责北京“对兄弟不够坦诚”。此后，阿方话锋日渐尖刻，甚至在地拉那新馆暗埋窃听器，事情败露后拒不道歉。裂痕就此拉开。

经济账越来越难算。中国财政部门核对数据时发现，二十多年援助，回收利息和本金少得可怜，大部分欠款连首期都未归还。耿飚向国务院呈报时在边缘写了句批注：“他们就没考虑借的东西还是要还的。”这句大白话传到邓小平耳中，成了决策的催化剂。邓小平强调，援外可以，但必须量力而行、取信于民，“无底洞不能再填”。

7月7日的停援照会递到阿尔巴尼亚大使馆，对方沉默数日才回函，要求让阿方飞机先起飞，以免“人质”般的时间差。中国方面爽快同意，还安排民航包机协助。可在起飞那天，两国飞机依旧因调度误差错开时段，阿方媒体随即炒作“北京耍手腕”。外交部只是淡淡一句：“技术问题”。

回国航班上，几位专家再次交换眼神，没有抱怨，只是疲惫。多年间，他们在山雨雷电中赶工，为阿尔巴尼亚建起小型化肥厂、玻璃厂、电站，也见证了设备被弃置荒草间的尴尬。有人低声评价：“帮忙可以，替命不行。”这话在车厢里没引起争论，大家都明白，该章节已经翻篇。

停援后第一年，中国财政支出一下减轻八亿多元；同一年，阿尔巴尼亚国内生产总值下滑超过百分之十。失去外部输血，他们试图靠地下借贷维持，利率飙到匪夷所思的水平。1997年，连锁金融崩盘引发内乱，枪声遍及乡村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不介入。那口由废弹壳铸成的和平钟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铸成，钟面上方被刻了六个英文字母：PEACE。

回望援阿二十四年，单纯靠外部投入并未让“山鹰之国”腾飞。真正缺失的，其实是制度活力与产业自造血能力。不少研究者指出，援助应当与受援国自身改革同步，单向度的物资输送，迟早让双方都陷入尴尬。邓小平及时叫停，看似割舍情面，本质却是让中国财政从情感逻辑回归到理性逻辑，也为后来更务实的对外援助方式腾出了空间。